股票配资爆仓 东汉末年的权力悲歌：士大夫与宦官的生死较量

党锢之祸前的东汉政治生态股票配资爆仓

东汉，这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朝代，其初期曾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光武帝刘秀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成功推翻王莽新朝，恢复汉室江山，建立东汉政权 。在他的治理下，国家逐渐走向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 “光武中兴”。随后的明章二帝，继续推行较为开明的政策，使得东汉的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秩序相对安定，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儒家思想的传播更加广泛。然而，自和帝开始，东汉政治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权力斗争逐渐将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推向衰落的深渊。

东汉自和帝起，皇帝多幼年即位，这一现象成为了东汉政治走向衰败的重要导火索。和帝十岁登基，安帝即位时年仅十三岁，此后的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等即位时也都年纪尚幼 。这种幼主临朝的局面，使得太后得以 “垂帘听政”，她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往往会大力提拔自己的亲戚，从而导致外戚势力迅速崛起，掌握了朝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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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宪专权是东汉外戚势力膨胀的一个典型案例。汉和帝时期，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窦宪被委以重任，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窦宪凭借着太后的支持，迅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兄弟、儿子、女婿等都在朝中担任要职，刺史、守令等地方官吏也多出自窦氏门下。窦氏一门权势滔天，骄纵不法，他们的奴仆也仗势欺人，侵害百姓利益，强夺财货，甚至连公主的田园都敢强买。窦宪不仅在国内横行无忌，还借出击北匈奴之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权势达到了顶峰，甚至企图谋杀和帝。最终，和帝在宦官郑众的协助下，发动政变，成功铲除了窦氏势力，才暂时遏制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然而，外戚势力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随着新的幼主即位，太后临朝，外戚专权的现象再次上演。邓氏、梁氏等外戚集团先后崛起，继续掌控朝政。邓太后为了长期把持政权，先是废和帝长子，立生下仅百日的婴儿为帝，即殇帝。殇帝夭折后，又迎立和帝 13 岁的侄子刘祐为帝，是为安帝，大权仍由邓太后掌握。邓太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管束外戚的违法行为，并且注重与宦官合作，起用名士以获取士大夫的支持，但她对权力的掌控欲使得安帝对其久不归政感到不满。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合谋，铲除了邓氏势力，却又导致了宦官势力的进一步膨胀。

梁氏家族的专权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汉顺帝时期，梁商被任命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顺帝去世后，冲帝年仅 2 岁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握了实际大权。冲帝夭折后，梁冀又拥立年仅 8 岁的质帝。质帝虽年幼，却对梁冀的骄横有所不满，称其为 “跋扈将军”，竟被梁冀毒杀。之后，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扶立蠡吾侯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梁冀身为大将军主持政事，内有皇太后和皇后两位妹妹坐镇宫中，所用宦官多是他安置的亲信，皇帝实际上处于他的监控之下。梁冀专权近 20 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朝廷大小政事都由梁冀决定，百官升迁都得先向他谢恩，满足他的各种需索。地方郡县进献的贡品，上等的都先送梁府，次一等的才献给皇帝。他还大肆修建豪华的住宅园林，强占土地兴建私人猎场，绵延千里，甚至掠取几千口良人作奴婢，称为 “自卖人”。梁氏一门前后有 7 人封侯，妇女封君（相当于侯）的也有 7 人，有 2 人为大将军执政，出了 3 位皇后，6 位贵人，3 人娶公主为妻，其他文武大官 57 人，宗亲姻戚充斥朝廷和郡县，外戚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外戚专权带来了诸多严重的危害。在政治方面，他们任人唯亲，大肆安插亲信在朝廷各个重要职位，排斥异己，使得政治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官员们为了谋取官职，纷纷向外戚行贿，导致官场风气污浊不堪，真正有才能和品德的人难以得到任用，政府的治理能力大幅下降，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在经济上，外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敛财，他们横征暴敛，侵占大量民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堪。同时，他们的腐败行为导致税收流失，财政困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逐渐衰退。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激化，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面对外戚的专权，皇帝们自然不甘心成为傀儡，他们迫切需要寻找一股力量来对抗外戚，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宦官，作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完全依附于皇权，便成为了皇帝的首选。宦官通过 “中常侍”“黄门令” 等内朝职位掌控诏令传递，这使得他们在皇帝与外界的沟通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当皇帝想要夺回权力时，往往会依赖宦官发动政变。例如，汉和帝在面对窦宪的专权时，就是依靠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成功将窦氏党羽一举收捕，窦宪自杀，窦太后被迫交出政权。郑众因功受封为剿乡侯，宦官由此开始得势。此后，宦官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汉桓帝时期，为了铲除梁冀的势力，桓帝与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 5 人密谋，派皇宫警卫 1000 多人包围了梁府，梁冀惶恐自杀，梁氏宗族亲戚不论长少全部处死。受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数十人，免官的 300 余人，朝中的大官几乎被杀黜一空。单超等 5 人因诛灭梁氏有功，同日受封为侯，史称 “五侯”，宦官集团从此正式介入朝政，其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到了汉灵帝时期，张让、赵忠等 “十常侍” 更是权势滔天，他们公然宣称 “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彻底架空了皇权，将东汉的政治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

宦官势力的崛起同样给东汉政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同样贪污腐败，卖官鬻爵，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且，宦官大多出身低微，文化素养较低，缺乏治国理政的才能和经验，他们掌权后，不仅无法改善东汉的政治局面，反而使得政治更加混乱。此外，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停止，双方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倾轧，不择手段，导致朝政动荡不安，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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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政治局面下，东汉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而士大夫阶层，作为东汉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秉持着儒家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对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深感不满，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他们以 “清议” 为武器，对时政进行批判，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然而，他们的行动却触动了宦官和外戚的利益，引发了双方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将东汉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士大夫集团的形成与崛起

在东汉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 —— 士大夫集团逐渐形成并崛起，他们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东汉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集团的形成与崛起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政治方面来看，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为士大夫集团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东汉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这两种制度都强调对士人的品行和才学进行考察。察举制是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推举人才，推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孝廉等。征辟制则是由朝廷或地方官府直接征召人才为官。在这种选官制度下，士人阶层凭借其学术和道德优势，更容易获得官员的推荐和朝廷的征召，从而进入官僚体系。例如，东汉时期的许多名臣，如杨震、李膺等，都是通过察举制进入官场的。杨震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被称为 “关西孔子”，他通过察举茂才进入仕途，以清廉正直著称，官至太尉 。这些进入官僚体系的士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进一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群体。

经济因素也对士大夫集团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东汉时期，豪强大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经济实力雄厚。这些豪强大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培养家族子弟读书入仕，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局面。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占据优势，还通过家族关系和社会网络，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例如，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都是东汉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弘农杨氏自杨震起，四世皆为三公，杨震的儿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都在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权势显赫。汝南袁氏则更为突出，自袁安开始，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达五人，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袁术兄弟更是在东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世家大族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成为了士大夫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方面的因素则是士大夫集团形成的重要内在驱动力。在古代中国，儒学是社会的主导思想，而士人作为儒学的传承者和弘扬者，自然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他们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掌握了丰富的儒家经典知识，形成了独特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些知识和观念不仅使他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也为他们参与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东汉时期，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学，兴办太学，使得儒家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太学成为了培养士人的重要场所，学生人数一度超过三万人。太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包括《诗》《书》《礼》《易》《春秋》等 “五经” ，除了经典文献的学习，还涉及政治、法律、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旨在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文化素质和治国能力。在太学中，学生们不仅学习知识，还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和社会活动，形成了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例如，太学生们经常对朝中大臣、地方官员及社会名流进行评价和议论，形成了所谓的 “清议” 之风。他们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依据，对时政进行批判，抨击宦官和外戚的专权腐败，表达对政治清明的渴望 。这种 “清议” 之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了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外戚斗争的重要舆论武器。

此外，士大夫阶层内部形成的紧密社交网络，也对士大夫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他们通过师生、朋友等关系相互支持，共同维护阶层利益。在东汉时期，师生关系被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老师对学生的学业和仕途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学生也对老师敬重有加，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纽带。许多士大夫在年轻时拜名师求学，通过老师的推荐和人脉关系，进入官场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同时，士大夫之间也通过朋友关系相互交往，交流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和协作。例如，李膺、陈蕃、王畅等士大夫之间相互敬重、赞赏，他们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紧密合作，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太学里流行的 “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 的说法，就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之间的这种相互认同和支持 。

士大夫集团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对东汉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以儒家思想为准则，追求政治清明，主张限制外戚和宦官的权力，恢复皇权的权威。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成为了东汉政治中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然而，士大夫集团的崛起也引起了外戚和宦官的强烈不满和恐惧，双方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给东汉政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爆发

（一）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一场看似普通的案件，却如同一颗火星，点燃了士大夫与宦官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成为了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的导火索。

当时，宦官的党羽赵津、张泛、徐宣等人，平日里仗着宦官的权势，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们甚至故意在朝廷大赦之前犯罪，企图利用大赦的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然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人，秉持着公正执法的原则，不畏宦官的权势，在大赦之后仍然坚决按照法律规定，对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进行了严厉的惩处 。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拍手称快，却也彻底激怒了宦官集团。

宦官们岂能善罢甘休，他们纷纷跑到桓帝面前，添油加醋地告状，歪曲事实，诬陷这些官员故意违抗皇帝的大赦诏令，是对朝廷权威的公然挑战。桓帝偏听偏信，不做深入调查，就轻信了宦官的一面之词，下令对成瑨、翟超等官员进行重罚 。这一事件，让士大夫们对宦官的专权和桓帝的昏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与此同时，河南尹李膺也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有个名叫张成的方士，与宦官关系密切，是宦官的党羽。他精通一些占卜之术，预先得知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竟然丧心病狂地纵容自己的儿子杀人 。李膺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他不顾即将到来的大赦，毅然决然地将张成的儿子逮捕，并在大赦令颁布之后，依法将其处死，为受害者讨回了公道。

李膺的这一正义之举，却被宦官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早就对李膺等士大夫的言行心怀不满，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报复。这次张成之子被李膺处死，无疑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把柄。于是，宦官们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这份奏章，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朝廷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彻底点燃了士人和宦官之间的战火，使得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二）党人被诬与斗争升级

牢修的上书，让汉桓帝大为震怒。他本就对士大夫们的言行有所不满，担心他们结党营私，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如今看到这样的奏章，更是深信不疑，立即下诏，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所谓的 “党人”。

李膺首当其冲，被朝廷缉拿归案。与他一同被通缉的，还有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朝中大臣，以及陈寔、范滂等知名士人，共计二百多人 。这些人，大多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们以正直、清廉和敢于直言而闻名于世，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尊敬。然而，在宦官的诬陷和桓帝的昏庸之下，他们却被无端地扣上了 “党人” 的帽子，成为了朝廷的阶下囚。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太尉陈蕃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桓帝的这一决定。他认为，李膺等人都是朝廷的忠臣良将，他们平日里一心为国，为百姓谋福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结党营私”“诽讪朝廷” 等罪名。陈蕃拒绝在逮捕党人的诏书上签字，并且上书桓帝，言辞恳切地为党人辩护 。他在奏章中指出，如今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这些贤能之士，将会寒了天下人的心，也会让朝廷失去民心。他希望桓帝能够明辨是非，撤销对党人的指控，还他们一个清白。

然而，桓帝对陈蕃的劝谏充耳不闻，反而对他的抗旨行为感到极为愤怒。他认为陈蕃是在故意与自己作对，是在袒护党人。于是，桓帝以陈蕃 “辟召非其人” 为借口，免去了他的太尉职务 。同时，桓帝为了尽快审理此案，绕过了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将案件交给了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这无疑是将党人置于了宦官的掌控之下，使得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

在北寺狱中，党人们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审讯。宦官们为了逼迫他们认罪，使用了各种酷刑，如 “三木” 之刑，即枷在颈、手、足三处的刑具，让党人们痛苦不堪。然而，李膺、陈寔、范滂等人却坚贞不屈，他们宁死也不承认自己有罪 。他们深知，一旦认罪，不仅自己将身败名裂，更会让整个士大夫阶层蒙羞。因此，他们在狱中慷慨陈词，痛斥宦官的罪行，展现出了高尚的气节和坚定的信念。

当时被捕的党人，大多是天下名士，是民间所认同的 “贤人”。他们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度辽将军皇甫规，以自己没有被列为 “党人” 而感到羞耻，他认为自己与李膺等人志同道合，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于是，皇甫规上书桓帝，主动要求将自己治罪，他在奏疏中写道：“臣宜坐之” 。然而，桓帝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此外，太学生张凤等也纷纷上书，自称是附党之人，应该连坐。这些举动，充分显示了士大夫阶层的团结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也让桓帝感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三）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平息

就在党人面临生死考验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被任命为城门校尉。窦武为人正直，一向同情士大夫，对宦官的专权行为深恶痛绝 。他看到党人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心中十分不忍。于是，在次年（公元 167 年），窦武毅然上书桓帝，为党人求情。他在奏章中指出，党人们都是朝廷的栋梁之才，他们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正义和朝廷的尊严，不应被无端定罪。他希望桓帝能够赦免党人，让他们为国家效力。

与此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在与党人的接触中，被他们的言辞和高尚品德所感动。他们看到党人们在酷刑之下依然坚守正义，毫不屈服，心中也产生了一丝敬佩之情。于是，王甫等人取消了对党人的酷刑，使得党人的处境有所改善 。

此外，李膺等人在狱中也采取了一些策略。他们故意供出一些宦官子弟，声称他们也是党人集团的成员。宦官们得知此事后，惊恐万分，他们害怕自己的子弟受到牵连，也担心这场风波会进一步扩大，危及到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纷纷向桓帝进言，劝说桓帝大赦天下，以平息这场风波 。

在窦武上书求情、宦官王甫等人被党人感动以及宦官自身利益的考量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桓帝最终决定大赦天下。公元 167 年六月庚申日，桓帝改元永康，下令释放党人。然而，虽然党人们获得了自由，但他们却被终身罢黜，放归田里，不得再入朝为官 。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他们将无法再为国家和百姓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这样暂时平息了。虽然党人没有被处死，但他们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士大夫阶层的势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宦官集团则通过这次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的权势更加嚣张，为所欲为。这场祸乱，不仅是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一次激烈较量，更是东汉政治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为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也让人们对东汉王朝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和不安 。

短暂平静与第二次党锢之祸的爆发

（一）桓帝驾崩后的权力变动

永康元年（公元 167 年），汉桓帝刘志驾崩，这位在位长达二十一年的皇帝，虽然在即位初期曾试图有所作为，如借助宦官之力铲除梁冀势力，试图夺回皇权，但最终却陷入了宦官的掌控之中，使得东汉政治日益腐败黑暗。桓帝驾崩时年仅三十六岁，且没有子嗣，这一突发状况使得东汉朝廷陷入了权力真空和政治动荡的漩涡。

在这关键时刻，窦太后与大将军窦武紧急商议，决定迎立桓帝的从侄、年仅十一岁的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武则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掌控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同时，窦武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提升朝廷的治理能力，决定重新启用被禁锢的党人。他深知党人大多是正直有才之士，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与自己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于是，窦武与太傅陈蕃携手合作，积极谋划，先后将李膺、杜密等党人重新召回朝廷，委以重任 。这些党人在被召回后，迅速投入到政治事务中，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和正直的品德，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宦官的强大力量，使得朝廷的政治氛围为之一新，也让士大夫阶层看到了铲除宦官势力、恢复政治清明的希望。

（二）窦武、陈蕃的灭宦计划与失败

窦武和陈蕃深知，宦官势力已经根深蒂固，若不彻底铲除，东汉的政治将永无宁日。于是，他们秘密谋划，制定了详细的灭宦计划。窦武利用自己大将军的身份，掌控了一部分禁军，为行动提供了军事保障。陈蕃则凭借自己在朝廷中的威望和人脉，积极联络朝中支持他们的官员，为铲除宦官争取更多的支持。

他们计划先从宦官中较为跋扈的曹节、王甫等人入手，逐步削弱宦官集团的势力。窦武多次向窦太后进言，揭露曹节、王甫等宦官的罪行，请求窦太后批准诛杀这些宦官 。然而，窦太后却犹豫不决，她担心此举会引发朝廷的动荡，也念及宦官们多年来在宫中的侍奉之情，始终没有同意窦武的请求。

尽管遭遇了窦太后的阻挠，但窦武和陈蕃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秘密筹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然而，他们的计划却不幸被宦官得知。宦官们得知窦武和陈蕃的灭宦计划后，惊恐万分，他们深知一旦计划成功，自己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曹节、王甫等宦官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宫廷政变。

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九月，曹节、王甫等人趁窦武休假之机，伪造诏令，逮捕了窦武的亲信、长乐五官史朱瑀，并威胁他诬陷窦武谋反 。随后，他们劫持了灵帝和窦太后，控制了皇宫，并假传圣旨，派军队去攻打窦武。窦武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自己的军队进行抵抗，但由于事出突然，他的军队准备不足，且人数处于劣势，最终被宦官的军队击败。窦武在兵败后，自知大势已去，无奈之下自杀身亡。

陈蕃得知窦武遇袭后，立即率领属下及太学生八十余人，手持武器冲入宫中，试图营救窦武，阻止宦官的政变。然而，他们的力量太过薄弱，根本无法与宦官的军队抗衡。陈蕃最终寡不敌众，被宦官逮捕。在狱中，陈蕃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羞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痛斥宦官的罪行。最终，陈蕃被宦官杀害，他的门生、属员也大多受到株连，或被逮捕，或被流放，或被处死 。

（三）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残酷镇压

窦武和陈蕃的失败，标志着士大夫集团铲除宦官势力的努力彻底破产，也使得宦官集团的权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异己，开始对士大夫集团进行残酷的报复和镇压，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大宦官侯览指使自己的同乡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位人士结成朋党，图谋不轨 。侯览早就对张俭怀恨在心，因为张俭曾多次上奏弹劾他的罪行，让他十分恼怒。此次正好借机报复，他利用朱并的上书，展开了对张俭及其他党人的大规模抓捕。

汉灵帝在宦官的蒙蔽下，对这些诬告信以为真，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党人。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范滂等百余名党人纷纷被捕入狱 。在狱中，党人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审讯，宦官们使用各种酷刑，试图逼迫他们认罪，承认自己结党谋反。然而，党人们宁死不屈，他们坚守自己的信念，拒不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尽管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他们依然慷慨陈词，痛斥宦官的罪行，展现出了高尚的气节和坚定的意志。

除了直接被捕的党人，地方官吏为了讨好宦官，也纷纷大肆抓捕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等，将他们一并列入党人的名单。许多人仅仅因为与党人有过交往，或者曾受到党人的举荐，就被无端牵连，遭受迫害。据史书记载，此次党锢之祸中，被牵连获罪而至死、徙、废、禁的人数多达六七百人 。这场残酷的镇压，使得士大夫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许多优秀的人才被杀害或禁锢，东汉的政治人才储备严重匮乏，朝廷的治理能力急剧下降。

熹平元年（公元 172 年），窦太后去世，宦官与朝臣之间就窦太后是否与桓帝合葬一事又起争议。当时，在朱雀门上出现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 宦官们认为这是党人及其支持者所为，于是又下令司隶校尉刘猛紧急抓捕相关人员。刘猛为人正直，他深知这些所谓的 “党人” 大多是无辜的，因此不肯执行宦官的命令。宦官们对此十分恼怒，便以段颎代替刘猛。段颎为了讨好宦官，大肆抓捕党人、太学生，被捕者多达千余人 。

熹平五年（公元 176 年），朝廷再次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要被免官禁锢，不得再入朝为官 。这一诏令的颁布，进一步扩大了党锢的范围，使得更多的人受到牵连，士大夫集团的势力被彻底削弱，几乎陷入了绝境。

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长达十几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士大夫集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被彻底粉碎。许多党人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家族也因此家破人亡。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党人，也被迫隐居山林，不敢再涉足政治，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几乎看不到正直士人的身影，只剩下宦官们在肆意妄为，为所欲为，东汉的政治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

党锢之祸的深远影响

（一）对东汉政治的破坏

党锢之祸给东汉政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东汉政权更加岌岌可危。

在党锢之祸中，宦官集团凭借着皇帝的宠信，对士大夫集团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大量正直、有才能的官员被罢黜、禁锢甚至杀害，导致朝廷中人才凋零，政治精英严重匮乏。许多有识之士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使得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大幅下降，无法有效地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

宦官集团在铲除异己后，完全掌控了朝政大权，他们肆意妄为，为所欲为。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官职明码标价，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高官厚禄。例如，汉灵帝时期，公开卖官，二千石的官职售价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售价四百万钱 。这种腐败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东汉的选官制度，使得真正有才能和品德的人无法进入官场，导致官场风气污浊不堪，政治腐败达到了极点。

宦官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他们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园林，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这些财富的来源，最终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此外，党锢之祸还导致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互相倾轧，争斗不休。这种内部的争斗使得朝廷无法形成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政治秩序混乱，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地方势力趁机崛起，形成了割据局面，东汉政权逐渐走向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

（二）对社会的冲击

党锢之祸不仅对东汉政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冲击，使得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

士大夫集团在东汉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代表着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然而，党锢之祸使得士大夫集团遭受重创，许多正直的士人被迫害，他们的理想和信念被无情地践踏。这使得社会的道德风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变得迷茫，社会风气日益败坏。

宦官集团的专权和腐败，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横征暴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同时，宦官们还纵容手下的爪牙欺压百姓，强取豪夺，使得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百姓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黄巾起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

黄巾起义的爆发，与党锢之祸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党锢之祸的影响下，社会矛盾激化，百姓生活困苦，对朝廷失去了信任和支持。张角等人利用百姓的不满情绪，以 “太平道” 为组织形式，发动了黄巾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给东汉政权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虽然黄巾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它却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根基，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

此外，党锢之祸还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朝廷内部的争斗和腐败，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下降，社会治安恶化。盗贼横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地方豪强趁机崛起，拥兵自重，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

（三）对士人群体的打击

党锢之祸对士人群体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给士人群体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深刻地改变了士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在党锢之祸中，大量的士人被逮捕、禁锢、杀害，他们的政治前途被彻底断送。许多有才华、有抱负的士人，原本希望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然而，党锢之祸的发生，让他们的梦想破灭，他们被迫离开政治舞台，甚至失去了生命。这使得士人群体的理想和信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对现实感到绝望，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

面对残酷的现实，士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士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理想，他们认识到在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下，坚持正义和理想往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他们选择了明哲保身，不再积极参与政治，而是转向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领域，以寻求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寄托。例如，郑玄在党锢之祸期间，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成为了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 。

另一些士人则对朝廷和社会彻底失望，他们不再相信朝廷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转而对朝廷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这些士人有的投身于民间的起义军，有的则支持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试图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例如，张邈、张超兄弟在党锢之祸后，积极参与了反对董卓的斗争，成为了东汉末年的重要政治力量 。

党锢之祸还导致了士人群体的分裂。在这场灾难中，士人们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坚守正义，与宦官集团进行斗争；有的则选择妥协投降，依附于宦官集团。这种分歧使得士人群体内部出现了分裂，原本团结的士人群体变得四分五裂，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来对抗宦官集团和维护社会的稳定 。

党锢之祸是东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对东汉的政治、社会和士人群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祸乱不仅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

党锢之祸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皇权与外戚、宦官的权力博弈

党锢之祸的爆发，从根本上来说，是东汉时期皇权与外戚、宦官之间权力博弈失衡的结果。在东汉时期，由于皇帝大多幼年即位，无法亲理朝政，皇权不得不旁落，要么落入外戚集团手中，要么被宦官集团掌控。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皇权则在这种斗争中逐渐被削弱。

当外戚集团掌握权力时，他们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甚至威胁到皇权的存在。为了夺回权力，皇帝在成年后，往往会依靠身边的宦官集团，发动政变，铲除外戚集团。然而，宦官集团在帮助皇帝夺回权力后，又会趁机掌握权力，形成新的专权局面。这种 “外戚专权 — 宦官夺权” 的恶性循环，使得东汉朝廷的权力结构极不稳定。

士大夫集团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原本可以在皇权、外戚、宦官之间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他们主张加强皇权，反对外戚和宦官专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然而，由于皇权的衰落，皇帝无法有效地控制外戚和宦官集团，士大夫集团的制衡作用也无法得到发挥。当士大夫集团试图反对宦官专权时，宦官集团便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对士大夫集团进行残酷的打压，从而引发党锢之祸。

（二）儒家思想与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儒家思想作为东汉时期的主流思想，对士大夫集团的政治理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主张 “仁政”“民本”“天下为公”，强调统治者应该以道德教化为本，选拔有才能、有品德的人担任官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士大夫集团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将这些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东汉朝廷的黑暗政治局面。

然而，在东汉末年，宦官集团的专权乱政，与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宦官集团出身卑微，缺乏儒家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他们凭借皇帝的宠信掌握权力后，肆意掠夺百姓的财产，欺压百姓，导致朝政腐败、社会动荡。士大夫集团认为，宦官集团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政治理想，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福祉。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宦官专权，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种儒家思想与宦官专权之间的冲突，是党锢之祸爆发的重要思想原因。士大夫集团为了维护儒家的政治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宦官集团进行抗争；而宦官集团则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对士大夫集团进行残酷的打压，从而引发了党锢之祸。

（三）东汉末年的社会矛盾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也是党锢之祸爆发的重要社会原因。首先，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在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不断壮大，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流民。流民的增多，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导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

其次，赋税和徭役繁重。东汉朝廷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增加赋税和徭役的征收额度。农民不仅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徭役，生活陷入绝境。许多农民为了躲避赋税和徭役，不得不逃亡他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此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东汉末年，地震、洪水、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农民颗粒无收，生活更加困苦。然而，东汉朝廷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反而继续向农民征收赋税和徭役，使得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积累。

宦官集团的专权乱政，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社会矛盾。宦官集团和他们的亲信党羽，通过贪污受贿、掠夺土地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广大农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士大夫集团认为，宦官集团的行为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只有铲除宦官集团，才能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的稳定。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宦官专权，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引发了党锢之祸。

发布于：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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